平度古国古城源流考及遗址发掘报告

凡例与说明：本文以即墨故城遗址1997年调查（《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2011年以来的系统勘探与2015—2016年外城东南城墙发掘材料、东岳石遗址1960年与1993年两次发掘报告（分别刊于《考古》1962年第10期与《考古学集刊》第17集）、六曲山墓群2025年刊布的2号墩式封土墓发掘报告，以及棠邑、卢乡故城的文献考订为主要依据。
须先作三项根本性辨正。其一，平度境内不存在一个以“平度”为名的先秦“古国”。 “平度”作为高级政区名称，始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改胶水县置平度州；汉代“平度县”仅是胶东郡下属的一个县级单元，治所在今平度市新河镇以北，与今日平度城并非同一地点。将“平度”直接追溯到某一先秦方国，是以明代以后的政区名称覆盖先秦的族群与城邑格局。其二，平度境内最重要的古城“即墨故城”，其“即墨”之名在隋代南迁至今即墨区，故城所在的土地此后先后以“胶水”“平度”为名。 即墨故城是战国至北齐八百年间胶东半岛的政治中心，但“即墨”作为一个延续至今的县级地名，其载体在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已移至东南四十公里之外。将“即墨故城”与“今即墨”混为一谈，会抹去“城址在平度、地名在即墨”这一根本性的名实分离。其三，平度境内经正式考古发掘且刊布报告的遗址，性质分属“东周至汉代郡国城址”（即墨故城）、“夏商时期区域中心聚落”（东岳石）与“汉代诸侯王陵区”（六曲山墓群），三者均非“先秦古国都城”，不应以“古国古城”的单一框架统摄。
一、即墨故城：胶东八百年政治中心的考古揭露与“都城”性质的证据限度
即墨故城是平度境内文献地位最高、考古工作最系统、但“都城”性质的判定仍以地面城垣与文献互证为主的城址。其考古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谈论它的“都城格局”。
城址的基本面貌。 遗址位于平度市古岘镇大朱毛村一带，东隔小沽河与莱西相邻，东南隔大沽河与即墨相望。城址分内外两城：外城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2.5公里，南、西、北三面城墙已不存，北城墙消亡最晚，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尚存少量遗迹；东城墙今存约1500米，城基宽约30—40米，残高4—5米，全为夯土板筑，层次清楚。内城位于外城东南部，地面城基已不存，据调查遗址内有大量建筑遗迹，包括宫殿、街道、作坊、房舍、点将台、贮货湾等，小沽河通过东南城门洞与城内相通。城址地下遗存丰富，出土有铜剑、铜戈、箭镞、弩机、回纹铺地砖、大型空心龙纹砖、战国齐刀币、燕明字刀币、齐刀币钱范、汉半两钱范等。
考古工作的性质：以调查、勘探与城墙试掘为主，尚未以“都城布局”为目标进行系统发掘。 1997年4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即墨故城进行调查，“发现即墨故城外城夯筑而成，保存较好，内城地面不存。故城的文化遗存主要为战国”。调查材料发表于《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2011年12月，即墨故城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工作正式发轫；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考古队首先选择外城东南城墙地上城体的南端进行发掘，开挖宽2.4米的探沟一条，发掘面积132平方米。这次发掘的目标是城墙的夯筑工艺与分期，而非城址内部的功能分区。换言之，即墨故城考古迄今最实质的进展，是对“城墙如何夯筑、何时增筑”的局部解剖，而非对“宫殿在哪里、官署如何布局、手工业作坊如何分布”的都城级揭露。
“都城”性质的文献依据与考古限度。 即墨故城在文献中的“都城”身份是清楚的：春秋时为莱国棠邑，齐灭莱后入齐；战国时即墨为齐国东部大邑，“与临淄并夸殷盛”；公元前348年齐威王“以万家封即墨大夫”；田单火牛阵破燕复齐即在此城；项羽封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是即墨城成为诸侯王国都城之始；汉代胶东国刘雄渠、刘寄（康王）均都即墨，民间至今称“康王城”。但“文献的都城”与“考古揭露的都城”之间，隔着内城建筑基址的系统发掘、宫殿区与官署区的层位确认、以及手工业作坊与居民区的功能分区。 现有考古材料所能支持的判断是：即墨故城是一座战国至汉代的大型夯土城址，外城城垣的夯筑工艺与东城墙的保存状况已经过局部发掘确认，内城的地面建筑已不存，城址内部的功能分区尚待系统勘探与发掘。以“外城南北5公里、东城墙1500米”的城址规模，替代“即墨故城都城格局已明”的判断，是以城址的“存在”与“规模”替代了都城的“结构”与“分期”。
二、东岳石遗址：“岳石文化”的命名地，而非“古城”
东岳石遗址是平度境内唯一以“遗址”而非“城址”身份进入考古学文化命名体系的发现，其性质与“古国古城”有本质区别。
遗址的基本信息与发掘史。 东岳石遗址位于大泽山镇东岳石村东南淄阳水库北岸台地，1959年因修建水库被发现，遗址东西长约245米、南北宽约200米，总面积约4.9万平方米，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0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进行第一次发掘，1962年《考古》第10期发表《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发掘报告；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青岛市文物局与平度市博物馆联合进行第二次发掘，2010年《考古学集刊（17）》发表《山东平度东岳石遗址发掘报告》。两次发掘出土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等文物极为丰富，1993年第二次发掘出土文物500余件。
“岳石文化”的命名与年代。 1960年第一次发掘时，该遗址的遗存被归入山东龙山文化；此后二十年，随着各地同类遗存的增多，1981年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将这一类文化现象从龙山文化中剥离出来，统称为“岳石文化”，东岳石遗址由此成为“岳石文化”的命名地。岳石文化的绝对年代，据碳十四测定，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之间（另有公元前1900—前1600年的校准数据），大体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相当，是夏至早商时期海岱东夷族群所创造的文化。岳石文化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的空隙，其典型器物包括半月形双孔石刀、亚腰形石斧、尊形器、舟形器与蘑菇钮器盖等。
东岳石遗址的“平度属性”，是“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地”与“区域中心聚落”，而非“古城”。 遗址的考古工作以居住址的揭露为主，发现了房址、灰坑、窖穴等生活遗迹，但未发现城垣、环壕或宫殿基址。将东岳石遗址列入“平度古国古城”序列，是以“岳石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名称中的“平度”地名，替代了“城址”的考古实证；它的价值在于为平度地区在夏商之际的人类定居与文化面貌提供了地层与器物标尺，而不在于它是一座“古城”。
三、六曲山墓群：胶东国陵区的考古确认与“城址”的界限
六曲山墓群是平度境内与即墨故城直接关联、且已有正式发掘报告刊布的陵墓遗存，其性质是汉代胶东国的王室与贵族陵区，而非城址。
墓群的规模与分布。 六曲山墓群位于即墨故城西北（南距故城遗址约7.5—15华里），分布于古岘、云山、白沙河（麻兰）三镇三十余座山头，已知现存古墓374余座（另有360余座、400座等统计口径），绝大部分为汉代墓葬，是山东省最大的古墓群。墓葬上起东周，下迄北齐；东周墓葬“不封不树”，已不能确认封土，现存封土墓主要为汉代。墓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汉胶东康王刘寄墓，俗称“西陵台”，封土呈方形高台，南北长120米、东西宽100米、高约16米，墓后残存建筑房基，墓前曾建康陵寺。
2025年刊布的2号墩式封土墓发掘报告，是六曲山墓群考古的最新实质进展。 该墓封土下墓葬数量较多，且有明确的分期；出土有“金”姓玉印及可能属于“温明”构件的玉片组合，墓主可能是西汉中晚期胶东国内与金姓有关的中下层贵族或官员。这一发现为研究汉代墩式封土墓的分布范围与“温明”葬具的流通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
六曲山墓群的“古国”属性，是“胶东国陵区”，而非“胶东国都城”。 墓群的功能是为胶东国的诸侯王、贵族与官员提供“因山为藏”的殡葬空间；它与即墨故城的关系，是“都城—陵区”的空间配套，而非“城址”本身。将六曲山墓群列入“平度古城”名录，是以“陵墓”的规模与等级替代了“城址”的性质；其学术价值在于汉代诸侯王陵寝制度、胶东国的物质文化与丧葬观念，而非都邑格局。 承认“陵区不是城址”，是分层呈现平度考古遗产的前提。
四、棠邑与卢乡故城：文献可考而考古工作薄弱的城邑
平度境内另有棠邑与卢乡故城两处文献可考的城邑，其考古确认程度远低于即墨故城。
棠邑是即墨故城的前身之一。即墨故城“原属莱夷，春秋时期为莱国的棠邑”，公元前567年齐将晏弱攻陷棠邑，莱国遂被齐国吞并，棠地入齐。棠邑的地望，文献指向今平度市门村镇唐田村一带，村东北隅传为“周代莱侯国所建棠邑城遗址”，但古城尚存的石狮子、石虎已于1966年毁失，现存仅为高坡上的地表线索，未经系统考古勘探与发掘。棠邑的“古城”身份，目前依赖的是文献记载与地名遗存，而非城垣或地层的考古确认。
卢乡故城是西汉所置卢乡县（侯国）的治所。据《续山东考古录》与《重修平度州志》的考订，卢乡故城在胶水县（今平度）西北五十里；另有研究将卢乡县治定于今平度市灰埠镇城子村。卢乡县始置于汉高祖四年（前203年），属胶东国，东汉废，隋开皇十六年复置后移治于莱阳境，“卢乡故城在平度，后在莱阳重置”，其名实分离的轨迹与即墨故城类似。但卢乡故城在平度境内的城址本体，在现有公开材料中未见系统的考古勘探或发掘报告；其“故城”的定性，主要依托《寰宇记》《续山东考古录》等历史地理文献的比定，而非城垣的揭露。将卢乡故城与即墨故城并列于“平度古城”名录，须注明前者“文献可考而考古待证”，后者“城垣已局部发掘而都邑待揭露”。
五、考辨：平度“古国古城”研究中的三个层次问题
其一，“平度”作为政区名称的晚出，与“即墨”作为政治中心在南迁，是平度古史研究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名实错位，不应以任一名称的连续性覆盖城址与地名的分离。 汉代“平度县”只是胶东郡下属的一个县，治所不在今日平度城；隋至明初近八百年间，这片土地以“胶水”为名；“平度”作为州名始于1389年。即墨故城在战国至北齐是胶东的政治中心，但“即墨”之名在隋596年南迁至今即墨区，故城所在的土地此后以“胶水”“平度”为名。 将“即墨故城”表述为“今即墨的前身”，或以“平度”之名追溯先秦古国，都是在用“名称的连续性”掩盖“城址与地名的分离”。
其二，即墨故城的考古工作，其性质是“城墙解剖与遗址调查”，而非“都城布局的系统揭露”，不应以城址的规模与东城墙的保存状况替代都城级结构的确认。 1997年调查确认了外城夯筑、内城地面不存；2015—2016年发掘132平方米探沟，目标是对外城东南城墙的夯筑工艺与分期进行解剖。内城的宫殿区、官署区、手工业作坊区与居民区，在现有公开材料中尚未经过以“都城功能分区”为目标的系统勘探。 “即墨故城是胶东八百年政治中心”的文献判断是坚实的，但“即墨故城的都城格局已被考古揭露”的判断，则超出了现有发掘材料的支撑范围。以“外城南北5公里、东城墙1500米”的城址规模替代“都邑结构已明”的结论，是以城址的“存在”替代了都城的“结构”。
其三，东岳石遗址与六曲山墓群，分属“史前聚落”与“汉代陵区”两种与“古城”截然不同的遗存类型，不应在“平度古国古城”的框架下与即墨故城不加分层地并列。 东岳石是“岳石文化”的命名地，其价值在于夏商之际区域聚落的文化序列；六曲山是胶东国的“因山为藏”陵区，其价值在于汉代诸侯王陵寝制度与胶东国物质文化。两者均不提供“城址”的城垣、城门、宫殿或官署证据；将它们与即墨故城并列，会使读者误以为平度境内存在“古城林立”的考古图景，而实际面貌是：平度境内唯一经过城墙发掘的大型城址是即墨故城，东岳石与六曲山是性质不同、但同样重要的考古遗存。
小结
平度古国古城的可考面貌，应以城址、聚落、陵区三种遗存类型分层。即墨故城位于古岘镇大朱毛村一带，外城南北约5公里、东西宽约2.5公里，东城墙现存约1500米、城基宽30—40米、夯土板筑；1997年调查确认“外城夯筑而成，内城地面不存”，2015—2016年对外城东南城墙进行132平方米的探沟发掘，城垣的夯筑工艺已获局部揭露，但内城宫殿、官署与手工业作坊的功能分区尚未系统发掘。东岳石遗址位于大泽山镇东岳石村，面积约4.9万平方米，是“岳石文化”的命名地，1960年与1993年两次发掘的报告分别刊于《考古》1962年第10期与《考古学集刊》第17集，其性质是夏商之际（约前2000—前1600年）的区域中心聚落，而非城址。六曲山墓群分布于即墨故城西北的三十余座山头，现存古墓374余座，绝大部分为汉代墓葬，是胶东国的王室与贵族陵区；2025年刊布的2号墩式封土墓发掘报告出土“金”姓玉印与可能属于“温明”的玉片组合，墓主可能是西汉中晚期胶东国内与金姓有关的中下层贵族或官员。棠邑（门村镇唐田村一带）与卢乡故城（灰埠镇城子村一带）是文献可考的城邑，但均未经系统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其“故城”定性主要依托历史地理文献的比定。
原稿（若有）最需要警惕的，不是某一处城址尺寸的出入，而是以“平度”的明代政区名称追溯先秦古国、以“即墨”的隋代南迁后的地名覆盖“即墨故城在平度”的城址事实、以即墨故城的城址规模替代其都邑结构的系统揭露、以及将东岳石（史前聚落）与六曲山（汉代陵区）在“古国古城”的框架下与即墨故城不加分层地并列。把即墨故城的“城墙已发掘、都邑待揭露”、东岳石的“岳石文化命名地而非城址”、六曲山的“胶东国陵区而非都城”、以及棠邑/卢乡的“文献可考而考古待证”分开呈现，比用一份“平度古国古城名录”去统合它们，更接近平度古国古城研究的实际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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